杨宽的三种史学讲义

　　杨宽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但1937年8月至1938年夏，曾有一年时间远赴广西梧州执教，并编撰了三种史学讲义。今据杨宽已刊及未刊材料，尝试细述这段历史。

　　1932年，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师从蒋维乔、钱基博、吕思勉等史家。在校期间，帮助上海市博物馆同事郑师许编辑华文《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还没毕业，杨宽即被聘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市博物馆艺术部研究干事。1937年1月1日，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开馆后，郑师许到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1938年淞沪会战前，杨宽与上海市博物馆馆长胡肇椿挑选比较重要的文物寄存震旦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遂关闭。为了谋生，受郑师许的推荐，杨宽被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聘为讲师。该校是陈济棠为纪念曾支持过他的古应芬而建。古应芬字勷勤（湘芹），故名。该校由三个学院组成：1933年成立的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后改称教育学院），1934年成立的商学院。1934年，三个学院合并成为大学，称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学生人数一度达千人，是当时规模颇大的大学，但为期不长，从正式成立到结束不足四年。

　　“中国通史”课程

　　杨宽当时为学生开四门课，据《历史激流：杨宽自传》言：

　　我到达梧州时，勷勤大学文史系早已经公布我所开的课程：上学期的两门课程是一年级的“中国通史”和四年级的“古器物学概论”，下学期两门课程是四年级的“历史研究法”和“中国上古史”。“中国通史”用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作教本。这是由郑师许和系主任洽商决定的，他认为这四门课程我都可以胜任。他之所以为我开设“古器物学”这门课，因为他看到我在上海市博物馆所写的各类古器物说明比较有系统，内容具体而充实，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补充，创立“古器物学”这门新课程。

　　查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学系课程表可知，“中国通史”（一）（二）被安排在大学第一、第二学年，“史学研究法”和“中国历代史研究”（一）（即杨宽先生回忆中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课）被安排在第三学年，“中国古器物学”被安排在第四学年。由杨宽回忆所得，四门课中只有“中国通史”这门课有教材，采用的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其余都需要现编。

　　“中国历代史研究”（一）这门课所编讲义为《中国上古史导论》，这部书为杨宽的成名作，后全文收入吕思勉、童书业主编的《古史辨》第七册。该书的史学思想及贡献，学界早有评论，且给予很高的评价。顾颉刚曾言：“《古史辨》第七册，最应注意的，是一支生力军的加入，那便是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的发表。”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论中极力肯定作为“疑古派”一员的杨宽，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后，用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疑古派”的新境界。

　　“史学研究法”讲义

　　“史学研究法”讲义存“史料篇”，计26000余字，封面题有：史学研究法，杨宽讲稿。讲义的框架为：

　　序论

　　史学研究法史料篇

　　第一章 概说

　　一、何谓史料；二、史料与史学；三、史料之分类。

　　第二章 记录之史料

　　一、史书之分类；二、史书之应用；三、经子集中之史料。

　　通读这部讲义，笔者认为，《讲义》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肯定传统史学研究法。历来学者批评，中国史籍虽然很多，但纯粹研究史法的著作很少。杨宽却指出，“吾国论史法之书非不有，特未有人为之通条连贯耳”。近二三百年，西方研究史法之书才出现，而在中国，汉代王充《论衡》中的《道虚》《语增》《儒增》《艺增》《正说》诸篇就是考论史迹之虚实。西方史学研究法所讲，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如朗格罗亚与赛诺波《历史研究法入门》，其以校勘与考证，涉及史册之文字，称为“外证”。又以衡事实之虚实，涉作者之心术，称为“内证”。王充《论衡·对作篇》云：“论者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所谓“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即外国史家的“内证”。西方学者言：一部著作的完成，先以搜集史料，继之辨伪校正，再继之事实之考证，最后组合史文。章学诚所谓“搜罗咨访”，“抉择去取”，“陶镕变化”也是讲历史研究的必经步骤。“搜罗咨访”即西洋史研究法中所谓“初基知识”，“抉择去取”即“分析工作”，“陶镕变化”即“综合工作”。相对应而言，第一步，初基知识会用到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广泛搜集史料。第二步，分析工作会用到训诂学、考据学方面的知识，需要抉择去取史料。第三步，综合工作，陶镕变化。中外史家所用之史法，虽命名有不同，其方法初无二致。因此，通过中、西比较探源，杨宽先生相信，只要“悉心研究，发凡起例而观其会通，则较之西洋史法之作，必无多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