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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好哲:“文学革命”与中国现代“人生论”文艺观的确立

时间:2019-12-01 11:45:43 来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作者: 赵有强 阅读:186

谭好哲:“文学革命”与中国现代“人生论”文艺观的确立

编者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新的探索。
作者/ 谭好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文史哲》2019年第6期,36-41页

谭好哲:“文学革命”与中国现代“人生论”文艺观的确立

以倡导“文学革命”而著称史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历史节点,自此以后,中国文学正式走向“现代”之路,这个现代是时间维度上的,更是精神维度上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文学就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东方殖民扩张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下开始了现代性历史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文学革命”的发动则自觉地将这种转型推向了一个高光时刻。因此,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活动中,万万不可忘记“文学革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作用,更不可忘记“文学革命”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范式塑造意义。
在学界,人们经常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就二者都是推动社会历史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思想文化运动而言,这种提法有一定道理。然而,二者在运动的表现形式上却是很不相同的,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借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的形式传播人文主义的新思想,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以彻底反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姿态引领运动潮流的,在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倒更像是17、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以理性之光驱散黑暗,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新思想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愚昧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着力于人的启蒙和解放,最终使欧洲诸国走进现代文明国家前列。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着力于人的启蒙和解放,力图在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中使民族和国家强大起来,所以说它从直接的起因上看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引发的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而从深层思想文化层面上看则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如果我们从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必须首先承认,五四新文化以及新文学运动中的确有许多文化和文学观念不是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中引进过来的,或者是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中新生出来的,属于与传统国学相对而言的西学或新学范畴。而在这其中,贯穿百多年、在不同时期起起伏伏的“人生论”文学观就是藉由五四“文学革命”才确立下来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
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的“人生论”文学观虽然在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中就已初露先声,但主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在1918年12月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此后不久,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平民文学”这一口号,作为人的文学的补充,把人具体化为平民也就是普通民众,并且像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论国民文学一样把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相对立;同时,他还在此文中以及1920年初所作的《新文学的要求》里,将他所推崇的文学观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响应。比如,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人物茅盾(沈雁冰)在1921年的《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一文中也主张“人是属于文学的。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在1922年《文学与人生》的演讲里,他又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胡适后来在评价《人的文学》时说:“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的话并非溢美之辞,“人的文学”或曰“人生论”的文学观,的确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先驱者们普遍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主旋律性质的文学观念。
在“人的文学”或“人生论”文学观念的引领之下,五四时期的作家纷纷转向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反映,涌现出了大量易卜生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并且产生了“表现自我”的自觉文学追求,出现了郭沫若的《女神》与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等将时代精神与个人生活、个人情绪、个性表达有机融合的优秀作品,创造了中国新文学的华丽开篇。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五四”的时候,依然不能不高度重视“人生论”文学观的张扬与确立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从文学的载体形式上确立了白话文在此后中国文学书写中的正宗地位的话,那么对人的发现,对人生论文学观的张扬,则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历史品性的塑造奠定了精神底色。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宽广历史向度的形成,深邃人性深度的呈现,及其对于人性解放、民族复兴和历史进步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推动作用,都与“人生论”文学观的历史展开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人生论”文学观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不仅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中,而且也在此后——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发展中依然是有其积极思想意义的构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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